早年拜入项楚门下的学生们，记忆中都有这样一幕：在四川大学图书馆二楼的阅览室，靠窗的位置，头发花白的项楚正在凝神细读厚厚的佛学典籍。
恂恂如也的读书人，这是人们对项楚的一致印象。
项楚长期任教于四川大学，研究横跨敦煌学、佛学和语言学等多个领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评价，如果说季羡林、周一良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敦煌学重新起步的第一代学者，那么项楚就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是迅速占据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高地的中国敦煌学的中坚力量”。
项楚的武器是浩瀚而精密的文献研究。不同于传统校注学者不敢越雷池半步，他的勘校写得环环相扣，全无艰涩的掉书袋气，读来像一本侦探小说，只不过需要侦破的是敦煌文献中的怪字、俗字和已消失的字。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一句“游泥伽蓝”，曾让项楚苦苦思索好几年而不得解，直到有一天灵光乍现。他悟出，“游泥”实为“淤泥”，因字形相近而误传，“伽蓝”在梵文中指寺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弄脏寺院。他曾几次在佛经中读到弄脏寺院将受恶报，这才融会贯通。
2025年2月4日清晨，85岁的项楚病逝于成都家中。他的一生游于伽蓝，也融于伽蓝了。
项楚。图/视频截图
“真正的士君子”
项楚从来不追忆往事。他去世一个月后，在书柜的角落里，夫人何建华仅找到他留下的一份往事大纲。
这份大纲从他参加工作写起，写到在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分配到中学当老师，进入《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到调回四川大学开始敦煌研究为止。文具店里最常见的一元一个的笔记本，一共只写了十几页。何建华推测，这大概是他前两年住院时写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过。笔迹仍工整不苟，但字里行间已经带有体力不支的颤抖。
往事大纲只记录着时间、事件和人名，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冷静地切开那个纷繁动荡的年代。这让何建华想起项楚当年的铅笔画，只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个人来，形神俱在。但项楚从不画自画像。他也不写自传，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不吹牛，不回忆，不张扬，不争。和我的老师启功一样，是真正的士君子。”这是川大中文系老同事谢谦对项楚的评价。
谢谦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0年项楚正式调回川大，当时的中文系系主任是人称“杨大胡子”的杨明照，杨明照捋着大胡子说，项楚是要做大学问的。谢谦写信给项楚，项楚早已诸多“学科带头人”加身，回信时却以平辈相称，叫他“不谦老弟”。
2019年春天，项楚快80岁。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他的全集，项楚反复强调只收录个人独作的学术文章，杂著、演讲稿和早年的文艺作品一概不收。学术全集一共11册，以雅致的素色封皮一字排开，皇皇五百万字，只附了短短的前言，用以商榷治学方法。没有请人作序，也没有按照通行做法附上自己的肖像照。
“干干净净的，就像项先生的为人一样。”项楚的学生、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蒋宗福说。文学出版界一向有请名人作序的风气，项楚是前辈大学者，找他作序的人甚多，但他总是婉拒，几乎从不替人作序。
那些寒暄的场合，项楚总是寻一个角落坐下，做完自己的事，向众人摆摆手就独自走开，哪怕这个饭局就是为他设的。
有一年，项楚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和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同乘一辆客车。当时项楚在敦煌学界已声名鹊起，中华书局也多次出版了他的学术论著，但两位先生都生性内向，各自坐着，遥遥相望，开完会又各自安静离开。何建华说，项楚开会就喜欢坐在“卡卡角角”（四川话角落之意），按现在的话是个“社恐”。
尽管没有当面言谢，但项楚用自己的方式向中华书局表达着心意。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寒山诗注》《敦煌变文选注（全二册）》等重要著作都是交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寒山诗注》的初版责任编辑、中华书局前执行董事徐俊回忆，彼时收到书稿，常看见项楚用钢笔竖写的、粘贴在书页边的一张张纸条，上面是对文稿的补充。密密麻麻的批注旁，项楚还会再批注“俟再校”，意思是还需要再仔细核对。
“老一代学者致力的文本校勘注释研究，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看似已经不那么时兴了⋯⋯但我想借此呼吁，让我们重新回到最基础的研究中来。”2019年徐俊在《项楚学术文集》的首发仪式上说。
2023年，项楚在家中。图/受访者提供
被事先“镇压”的“批判”
1962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项楚考取了四川大学研究生，攻读六朝唐宋文学。毕业后正逢“文革”，校园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项楚竭力置身事外，埋头读书。
他被分配到成都市西北中学当语文教师。那期间整个社会教育荒废，对项楚来说，那是一段苦闷的时光。直到1976年，为了改变“大国小字典”的现状，国务院决定修纂《汉语大字典》。项楚是“蜀中硕儒”庞石帚先生的研究生，素有文名，被调到编写组，负责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
项楚要用卡片把例句一条一条地写下来，字头下面写上释义。这种摘抄卡片的方式，让项楚的第一位研究生、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想起“唐代诗人李贺骑驴外出寻诗，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的故事。
就这样，从一张白纸开始，靠着自学，项楚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在敦煌学界初露头角。这让国内敦煌学界纳罕：从哪里突然冒出个叫项楚的人？
启功的学生、与项楚共事三十余年的老同事谢谦说，启功先生曾盛赞项楚是“真正的学者”，原因是一篇《〈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五灯会元》是南宋沙门普济编撰的禅宗语录，由华东师范大学著名佛学专家苏渊雷教授点校，1984年出版。当时项楚刚开始研究敦煌学，竟找出了洋洋洒洒三百例错误。谢谦后来找来两版比照，感慨项楚佛学造诣之精深，仅仅一个标点不同，佛义全变。
其实这对于项楚来说，不过是坐火车打发时间所偶得。改革开放后，原本被批判为“封建”的宗教研究开始复兴。初出茅庐的项楚，得以和大师们平等地讨论，“因为大家起点近似”。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一度在国内学界广为流传，尽管后来被证明为误传，但是由这句话激起的风浪却不小。事实是，在19世纪最后一年，莫高窟藏经洞大开，敦煌遗书散佚，“敦煌学”由此成为国际性显学，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敦煌学界仍一片荒芜。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刘进宝回忆，当时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从政界到学者，大家都对这句话感到气愤、震惊。
1985年，没有任何职称的项楚带着论文《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到乌鲁木齐参加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季羡林、王永兴、周一良、宿白等前辈学者齐聚一堂，在项楚眼里“就像云中的神仙一样”。看到项楚的题目后，老先生们很高兴。
当时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正在主持一个专门研读王梵志诗的读书会，准备集中火力，对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梵志诗校辑》中的错漏开展批评。老先生们希望能赶在日本之前，出版中国学者自己的纠错文章。
项楚不负众望。手写的书稿装在航空挂号信封里，厚厚一叠，从成都源源不断地寄往北京，50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通过影印出版。项楚后来回忆，入矢义高认真看过，并表示：当年在读书会上解决不了的问题，项先生大都解决了，“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
那次研讨会后，敦煌学家潘重规“逢人说项”。季羡林后来告诉项楚，当年《王梵志诗校注》把日本学界一场剑拔弩张的“批判”在事前“镇压”了下去，可见学术研究中也是有政治的。
季羡林还说，以前日本学者的话可以稍微改动一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句话赢得全场掌声雷动。
左图：《项楚学术文集》。右图：项楚著《寒山诗注》。
水中的瓦砾
少有人知道，项楚写过电影剧本，当过编剧。
他曾经以敦煌为题材，与人合写了一个名叫《沙漠宝窟》的剧本，讲的是以常书鸿为原型的美术家们，在抗战时期考察莫高窟、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故事。1981年，剧本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首映那天，项楚和妻子去看了，和他想象的不一样。各方面提了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改来改去，消泯了电影本来的个性，项楚不满意。这之后，他再也不写剧本了。
但命运自有其安排。项楚被制片厂派去敦煌采风，在那里见到了常书鸿的夫人。没有电视，没有电话，看不到报纸，晚上漆黑一片，只偶尔能听见九层楼上的铃铛声和铁马声，叮当叮当，隐隐约约，就像唐代的马帮从身旁经过。项楚后来说，因为那次经历，敦煌走进了他的心里。
敦煌学者、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剑平说，项楚那一辈的学者，做学问扎扎实实，肯下苦功夫。《大藏经》《太平御览》等大部头都是工具书，项楚却一字一字读过，手抄过，甚至不止一遍。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周裕锴1994年拜入项门读博时已是教授，当时轰动一时，还有报纸记者来采访。周裕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的大学者声名远扬，学问也有精妙之处，但不是不可及的高度。唯独项老师，我最佩服。有的国内外学者都束手无策的难题，只有项老师可以解决。”
项楚研究“看不懂”的学问，讲的却是让大家都读得懂的生活。听过项楚讲座的人，都对他的口才念念不忘。他不讲套话，不拖泥带水，脱稿演讲，正史、经传、诗歌以及各种典故信手拈来，时间控制得一分钟不差。如果把他的讲座内容转录成文字，讲稿中甚至没有口头禅，不用修改就可以发表。有老友开玩笑说，项楚应该去当外交部发言人。
为了解决研究者青黄不接的问题，1983年夏天，教育部委托川大开办了古籍整理研修班。授课的是清一色的一流学者，包括杨明照、成善楷和赵振铎等，其中最年轻的是项楚。
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教授蒋宗许说，项先生不苟言笑，近乎高冷，但把“敦煌遗书校读”讲得别开生面。他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常有敏锐独到的见解，让古籍班学员不禁都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感。从古籍班归来后，蒋宗许精读了项楚的著作，还把项楚发表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的文章复印装订成册，反复研读，越读越觉得其文笔洗练、气势磅礴，非一般学者可比。
项楚常给学生们讲一则《楞严经》的故事。有一位月光童子修习水观，学会了将身与水融合为一。有一日安禅时，他的小弟子在窗外探视，只见一室清水，便向其中投了一片瓦砾。月光童子出定后忽觉心脏刺痛，得知原委后，让弟子在他再入定时除去沉在水底的瓦砾。自此，月光童子再未受外物侵扰。
项楚曾在一篇治学文章中写道，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有太多的干扰和诱惑纷至沓来，仿佛许多投入禅室的瓦块，扰乱了学者们沉潜的心境。
老友王恳曾撰文回忆，1985年项楚因《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成为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唯一的一等奖获得者，权威专家朱德熙一向要求高，但对项楚扎实做学问的风格却频频点头。王恳写信告诉项楚，后者却“无动于衷”。或许，老友已除去心中瓦砾。
冰水不相伤
项楚从未谈论过死亡。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着有规律的生活，早起出门散步，回书房工作，十点准时上床睡觉，时间安排上不留一丝缝隙。他一向最爱散步，以前住在川大望江校园附近时，喜欢在公园的竹林里散步思考，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竹林七贤现代版”。
项楚的书房不足十平方米，一桌一椅一电脑，两个顶天立地的胡桃木色书柜，这是他日常看书和写作的地方。夫人为他准备了一把人体工学转椅，但他习惯挺直地坐在硬木靠背椅上。书格和抽屉里都满满当当的，整齐地摆放着手边常翻看的书。他对自己的藏书了然于胸，要找什么书，径直走过去就可以抽出来。
书房窗外是一株矮矮的樱花树，空气中有种四川盆地特有的潮湿。四下无人打扰，只能听见老式落地钟规律而柔和地鸣响。
家里的装修事宜由夫人何建华一手包办，她特意把采光最好的房间留给项楚。何建华是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弹一手极好的钢琴，性格与项楚正好相反，热情而干练。常去做客的学生们都记得，项楚一家最早住在川大旁边的太平南街。住所不大，客厅里，一边是何建华淙淙的钢琴声，另一边项楚安坐在饭桌前读书，恍若不闻。
晚年项楚每天读书看报，上网看热点新闻。学生和同事偶因时事争执，项楚只在一旁点头微笑。对于时政，他从不点评，更不参与。
浙江师范大学“杰出教授”普慧是项楚的学生，曾任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在项楚晚年常陪伴他。普慧回忆，和项楚一起开车出门从来不需要开手机导航。在哪里转弯，从哪里抄近路，只要是走过一遍的路，项楚都可以立马规划出路线，像脑海中装了一个智能导航系统。项楚和学生们在小馆子吃饭，哪些学生不吃辣、哪些学生不吃某种肉，点菜时他都记得。
去年春天，项楚先后做了两场手术，装上了心脏起搏器。他时常需要吸氧，总是沉默地忍受着病痛。尽管可以在华西医院享受较好的医疗待遇，他还是拒绝了长期住院的提议。他不愿麻烦别人，总是亲力亲为，每天早晚各吃一掬五颜六色的药丸。秋天，他自觉身体舒畅了些，又开始散步，沉思，看书。大家一度都觉得，项先生好转了。
今年1月，85岁的项楚亲笔在“敦煌变文全集”项目结项申请书上签了字，大家约好，春暖花开时再参加评审会。
2月4日是立春第二日，也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清晨何建华醒来，窗外夜幕还没有褪去。往常这时，项楚会摸黑起床洗漱，去厨房做早餐，一切都轻手轻脚的，以免打扰她。但那天，她突然听见项楚深深地长叹了两声。她忙过去查看，迅速拨打120，但一切已来不及。
对丈夫的匆匆离世，年近八旬的何建华至今仍有恍惚之感。她说，他就这么走了，一句话、一封信都没留下。没有遗言，只留下一本还没写完的往事大纲。
项楚有一对宽厚的大耳朵，是长寿之相。他曾经自嘲，耳朵虽大但不灵光，不过也好，少了很多杂音，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这样一位内敛少言的学者，身边人都似乎很难真正进入他的世界。他有什么遗憾吗？
项楚的第一位博士生、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要说老师的一生还有什么遗憾之事，那可能是无法再参与新版《汉语大字典》的修订工作。这部字典是项楚学术生涯的开端，也是从事敦煌学研究的起点。他本以为，参与修订是命运的眷顾，让他得以给自己的学术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但时不我与，成为永远的遗憾。
项楚挚爱唐朝隐逸诗人寒山的诗，其《寒山诗注》是寒山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寒山诗注》第一百首为：“欲识生死譬，且将冰水比。水结即成冰，冰消返成水。已死必应生，出生还复死。冰水不相伤，生死还双美。”以前的校注认为这是一首戒杀生食肉的诗，项楚经过细致考证认为，这首诗讨论的是生与死的哲学命题。他写道：“冰水的转换只是形式的不同，生死的转换亦无本质的差异。冰与水、生与死，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项楚走后一个月，学生们和何建华一起去墓地祭拜。在绵绵不绝的春雨里，一个学生说，他昨晚做梦梦见了项老师，老师一如往常，笑意盈盈地对他说：“我不死了，我回来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