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与基层检察院贯通发力，夯实大数据模型赋能监督办案“后半程”——
大数据模型跑起来
高质效办案跟上去
“我们一共收到最高检移送的101条案件线索，借助‘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类案监督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进一步筛查，共排查出174件线索，目前已立案174件，其中，提请抗诉27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47件。法院已改判31件，裁定再审143件。已追回养老金152.66万元，向公安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线索8件，已刑事立案4人。”近日，海南省文昌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杨军向记者介绍。
作为“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类案监督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研发者，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从未想到，模型竟产生跨越地界、影响全国的“出圈”效果。也正是“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模式，让模型真正展现数字检察战略的生产力。
今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厅集中交办依托“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类案监督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的案件线索。自此，地方检察机关积极借助大数据模型，展开民事检察监督的生动实践。维护社保基金这个群众的“钱袋子”，有了更多、更务实的检察举措。
线索有了，可案件谁来办？
“作为一个常住人口100多万人的主城区，法院一年审理、执行案件1万多件，而我们民事检察提请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加起来也才10多件。打开基层民事检察的工作局面，必须要解决‘线索来源缺、监督案件少’这个瓶颈。”文峰区检察院检察长呼雪峰的点题，让该院民事检察部主任段文明开始了思考。
就在段文明反复琢磨“破局之法”时，最高检数字检察战略的春风吹到了基层。段文明看到了契机：“借助数字检察的技术支撑，从依职权监督切入，两者相结合，就能摆脱‘无米下锅’的困境。”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理念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有不少小广告说花钱找中介就能办退休，吃上‘养老金’。退休手续有明确政策规定，怎么会成‘花钱就能办’的生意？”这个反常现象让段文明留了心。一番调查后，他了解到，当事人大多是通过事先串通伪造证据、骗取法院虚假判决书，再拿着这份看似“合法”的文书，到社保局申请补缴社保、办理退休手续，最终套取国家养老保险金。有人靠这个开中介、打广告，甚至形成了“生意链条”，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虚假诉讼线索。
但段文明也很清楚，如果选择人工逐案追查，仅靠基层检察院民事检察团队的几个人，最多止步于“发现一案、核查一案”的传统路径，既啃不下这可能牵涉成百上千条线索的“硬骨头”，也解不开“线索来源缺、监督案件少”的老难题。要把“中介代办退休”背后的虚假诉讼彻底挖出来，必须搭建起一套能批量筛查线索的大数据模型，用技术为监督装上“加速器”。
但是，构建大数据模型并不是一片坦途。首要问题就是“数据获取难”，法院卷宗数量庞大，“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而裁判文书网也仅支持单条查询，无法批量筛选；再加之模型关键词优选细化、搜索规则更新迭代等问题需要层层攻克，让数据“说话”并非易事。
向先进检察院学习、向科技公司取经，以及协助技术公司共同攻关的经验，让文峰区检察院办案团队明白：“数据量不是关键，关键是怎么把数据按规律排列，筛出问题。”结合多年办案经验，办案团队最终精准锁定“套取社保”类虚假诉讼的共性特征，数据开始“说话”，模型从“初步构建”到“迭代升华”不断突破，功能日益完善。
借助“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类案监督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文峰区检察院共办理案件272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40件，均获法院再审改判，撤销原仲裁裁决113件，避免社保基金损失1.428亿元。在庞大的数据资源的基础上，一些不属于本市本地区管辖的案件，也陆续推送至文峰区检察院面前。本地线索办理初见成效后，该院开始探索将线索向其他地方推送。
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推广的过程中，他们却吃了不少“闭门羹”：一个基层检察院的工作经验，又不是法律规定必须要受理的案件线索，有没有必要对接？还有一些地方认为，这类案件涉及群体多，容易激化矛盾，不便开展监督。“投入这么久，也被实践证明是个很好用的模型，咱们都递到别人嘴边了，为何就推广不起来，线索也移送不出去？”办案团队陷入了困扰。
最高检“挑了头”
最高检调研组的到来让问题迎来转机。今年1月，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到河南安阳调研。在走访文峰区检察院时，应勇对该院实施数字检察战略加强民事检察监督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基层民事检察在维护民事司法公正中大有可为，关键要找到一条符合基层实际的工作路径。”“加大对虚假诉讼的监督力度。”
调研结束的第二天，最高检民事检察厅就派出厅领导来到文峰区检察院，详细了解“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类案监督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运行情况。在沟通中，文峰区检察院提出的“模型运转起来，但线索移送不出去”问题，受到民事检察厅的重视。
“对大数据模型发现的案件线索进行分析，看看到底有哪些规律，是不是实打实的监督案件线索。”在厅领导的安排下，民事检察厅对该模型进行了细致分析：监督模式以裁判文书网和“天眼查”为主要数据来源，以“劳动争议”“无异议”“确认劳动关系”等为关键词，以企业用工规模不大和被密集起诉为筛查规则，通过筛选呈现可视化分析图表及虚假诉讼案件线索。“从筛查发现的线索来看，案件确实存在虚假诉讼的隐患——即被告被密集起诉，原告诉求简单，被告对原告诉求没有异议或者基本认同，法院判处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最高检民事检察厅厅长蓝向东向记者表示。
2月19日，最高检民事检察厅印发《关于集中交办依托“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类案监督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案件线索的通知》，要求与模型排查出的9151条案件线索相关的全国16个省份检察机关，严格依法筛查、审查，着力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质效。
“最高检交办案件后，各地检察机关的办案热度立马就涨了上来。”段文明向记者介绍，此前一些态度犹豫、不愿配合的检察机关也主动联系，学习从线索到成案的办案经验，之前推进受阻的环节全都顺畅起来，局面打开了！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向全国20个省份116个地市检察机关推送线索，涉及社保基金近3亿元。
盯紧监督办案“后半程”
民事检察厅曾经做过统计，在全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民事检察监督模型有100多个，涉及民事检察业务的诸多方面。“面对大数据的‘新质生产力’，既要防止错误政绩观之下片面注重研发、盲目追求数量的‘模型冲动’，也要让模型动起来、让数据转起来，使之成为有效拓展案源、助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重器。”看到持续增长的模型数量，蓝向东有着清醒的思考。也为此，自今年开始，最高检民事检察厅就着手大数据模型监督办案“后半程”的统筹工作，在鼓励各地检察机关因地制宜构建模型的同时，更加注重“用起来”——如何提升办案质效，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监督实践。
“我们搭上了大数据模型的便车，也赶上了数字检察战略的快车。”谈及最高检交办之后的办案情况，杨军向记者介绍，收到线索后，该院组织学习最高检制发的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类案监督办案指引及相关典型案例，形成民事、刑事检察部门全参与的“一盘棋”工作格局。
“借助文峰区检察院数据模型的驱动，在办理案件基础上，我们安阳市检察院与安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签订《关于建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检察监督工作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牵头成立由法院、社保等部门组成的专项整治专班，定期会商案件，目前，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在制度上规范了应对虚假诉讼和虚假仲裁的措施，不断健全完善线索移送机制，府检联动、法检协同，检察监督不再是‘单打独斗’，切实将模型优势转化为治理实效。”安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鲁志凌告诉记者。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的部署不止于一个模型的“辅导”。在集中交办依托“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类案监督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的案件线索之后，今年3月，民事检察厅又与最高检数字检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确定了12个紧密契合民事检察工作实际、效果突出的民事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要求各地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审查、筛查通过大数据发现的监督线索，着力实现深层次监督。“通过大数据模型输出的是案件线索，并不直接等于已查实的监督案件。从案件线索到最终成案，中间关键一环就是调查核实。”蓝向东特别强调，模型筛查只是起点。对于模型筛查出的线索，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调查核实，防止线索资源浪费。
“借助调查核实，也能为后续模型持续迭代升级提供精准参考，有助于持续释放大数据的治理效能，使之成为促进法律监督提质增效的强劲引擎。”蓝向东表示。
（检察日报 于潇 郭晓楠）
